今天，在武汉市的江岸刘家庙，有一个主要是做铁路货车的装配修理工作的大型工厂，它就是铁道部直属的江岸车辆工厂。
本文所谈及的，就是这一个工厂的前身一-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从创办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这一阶段的一些情况。
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时法帝国主义为了为即将建成通车的芦汉(芦沟桥到汉口)铁路修理火车头、客车箱和货车皮,以及路用配件等铁路运输工具,决定在这块地处芦汉铁路南端的，地段广阔、交通方便的汉口江岸刘家庙修建一座铁路机厂。那时，这一带到处是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臭水塘，地势低洼不平，杂草丛生，每到夏季长江水涨，便是一片汪洋。但也因而地价便宜;另外，此处东临长江，深水轮可直接靠岸;且南接汉口市区租界，外国洋行和工厂的物资运输都较方便，是帝国主义安设据点，吸吮中国人民膏血的理想地方，故为法帝国主义所选中。
这一年的秋天，法帝国主义驱使湖广总督瑞徵招来了一批民工，在刘家庙十八畦填塘筑堤，破土动工。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修建了三间瓦房，建成了一座总面积为500平方米的砖墙、瓦顶、泥巴地的简陋厂房。房屋甫成，就挂出了一个“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的招牌。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也就算正式建成了。但其实就是既无机器，也无工人，直到次年夏天，法国人才从国内运来了一些简陋，过时的机械和一台40马力的蒸气机:又从福建马尾一带及汉口附近的黄陂、孝感、汉阳等县连哄带骗地招来了木匠、铁匠、镶配匠等40多名技术工人，才敲敲打打地算是开了工，当时，由于黄河大桥尚在修建，芦汉铁路没有通车，没有火车头、客车箱、货车皮可供修理，仅仅是打造一些工具,道钌、夹板之类的铁路小配件和桌椅板凳等办公用具而已。
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州黄河大桥即将建成，芦汉铁路伸长成为京汉铁路的全线通车指日可待。法国人便赶紧陆续从国内用轮船运来他们国家的已经或者准备淘汰的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由于这些火车头、客车厢、贷车皮的体积非常庞大，配件繁多，为方便运输，只好拆开分批装运，这样江岸机器厂便成为组装它们的基地，为了尽快地把这批铁路器件组装使用，法国人委派了他们本国人杜拉克充任厂长，并雇佣了中国留法学生、广东人黄志文任工程师主持这项工作。还雇佣了一些曾在汉口法文学堂读过三年法文的中国青年协助管理这座工厂。由于生产要，这一年，他们扩充了工厂地基，新盖了砂场、平车房、车头场、加上原有的三间厂房，分别作为机器场、打铁房和锅炉房(又称马力间)，构成了一座可以组装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的工厂，工人也增加了100多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夏天，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这个厂一方面继续组装，另一方面积极为修车作准备，添设了手力传动的龙门起重吊架和人力拉动的小行车等起重设备，工厂初具规模，工人也增加到300多人，成为刘家庙地带的最大工厂。为满足铁路运输的需要，法国人在刘家庙地段又相继修建了材料厂，以及车务段、机务段、电务段、工务段等运输和后勤基地，机务段的车头场负责火车头的整备和洗炉，也具有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厂模样，所以工人们习惯地把这个车头场称为“机务小厂”，而把江岸机器厂称为“江岸机务大厂”或“江岸大厂”。
帝国主义者修建厂房，招雇工人，替他们卖命，但却从不考虑为工人建造宿舍。工人要安身，自己想办法。江岸刘家庙地带自从成为京汉铁路的运输和后勤基地以后，法国人只建造了10栋二层楼的洋楼以供他们和铁路局内的处、课级和厂长、段长等居住。工人们无法安身，只好就在工厂附近的空地上搭一些茅草屋居住。后来附近的贫民小贩陆续来到这里，开个小杂品铺、摆个小摊子，卖点油盐酱醋、油条大饼之类的食品，使这个少有人烟的刘家庙逐渐增多了住户，自然形成一条一条的小街道，因为最初居住在这里的一条街上的大多数是福建人，这条小街也就被取名为福建街。后来随着铁路单位增设及工人增多,居民的住房和商店也相应地增多了，继而就形成了头道街、二道街……使原本荒凉的刘家庙，逐渐热闹起来了。
江岸机器厂正式开工之后，帝国主义按照对待殖民地的办法管理工厂的工人，工人在政治上又倍受歧视，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极低，生活苦不堪言，
帝国主义的铁路管理局把机器厂当作为修理铁路运输工具的后勤基地,是铁路运输机构的一个工作部门,不是生产部门，不计算盈亏。它既不能向外界接受生产订贷，也不能向市场上兜销产品。其经费来源于铁路局的营业收入。工厂所需的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按月向管理局具领而后发放。工厂既无人权(录用一个人，也要报管理局机务处备案)，也无财权和生产经营权。需要进厂修理的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均由管理局机务处工作课根据机务段的申请或车辆履历薄上的记载，轮到该进厂修理的，按辆下达入厂修理工作票。工厂在接到这项工作票后，即与附近的机务段联系送车入厂。然后开具检查工作票，交有关工场(火车头的修理由车头场，客货车的修理由平车场)，进行拆卸检查，确定修理口数和施工范围，以及需用的新配件和原材料清单，交工厂工作股开施工票、领料票，施工票下达有关工场施工，领料票向铁路局材料厂领料，工厂没有材料储备机构，也不购买材料。修理完工，经机务段司机接车后，填完工单报机务处。虽然也要计算工料费用，但不考核成本。记录的工时，作为核发有关工人的计件工资的依据。
工厂的生产任务不是按年、季、月度安排的，是来多少修多少。铁路运输的淡季，入厂修理的车多，旺季则少，工作时松时紧。如果逢到行车事故，车皮成列入厂，工人被迫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地干。工人的工资仍是按平常的支付，并不因为工作做得多而多拿钱。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管了江岸机器厂。工人状况仍如以前毫无变化。这时的厂长仍然是法国人杜拉克，管理方法也还是帝国主义的那一套,而且手段越来越残酷。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物价上涨，铁路军运频繁，工厂收入减少，工人的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这时由于火车头、货车皮的损耗加大，进厂修理的数量增加，还要求缩短周期，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比以往更长。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3年2月，江岸机器厂的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一道，在中国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政治大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江岸机器厂的工人、员林样谦和工人纠查队长、江岸机器厂工人曾玉良等为了铁路工人的生存，在这次大罢工中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鲜血、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得不作些让步，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年节放假时照领工资、工人有病可由铁路负责医疗，病假期间的工资照付等等。
1927年北伐之后，政府接管了京汉铁路局，也接管了江岸机器厂,并把这个工厂改名为“平汉铁路管理局江岸机厂”。由于所使用和修理的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都是从法国运来的，构造图纸和修理需用的配件等也均来自于法国，所以政府仍委任法国人杜拉克充任机厂厂长，另派了工程师潘龙瀛接替黄志文的工作。这时的江岸机厂又添盖了机修场、电器场等厂房，已是比较完善的重型工厂了，工人已增至400多名。不仅修理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还为铁路沿线各个机务段的车头场修理工作母机，厂内存车铁路线公尺，横贯整个工厂。并在厂内安装了一座人力推动的火车转盘，方便了火车头的转头。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平汉铁路北段的机构、人员和长辛店机厂的部分设备，在北平陷敌前夕，南迁到武汉。江岸地区和江岸机厂的人员激增到近1000人(不包括他们的家属)，随着战局的发展，南京失陷后不久，武汉即告危急。南迁的长辛店机厂的设备随同江岸机厂的人员设备，在机务处长李伟国和新派来的厂长郎钟骒的率领下，搬迁到广西全州，再迁到苏桥，最后到贵州马尾。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即对平汉铁路和江岸机厂进行了清埋和恢复。他们从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地区调来了设备，派来了人员。铁路上所行驶的火车头、客车厢和货车皮都是从东北铁路调来的日制品。恢复后的江岸机厂的工人，除少部分是未撤走的原来的铁路职工外，大部分都是陆续招考的新工人，这时铁路机厂的办事人员绝大部分是在日军举办的铁道学校，铁道学院读过书的学生。江岸机厂又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
处在日军铁蹄下的京汉铁路的运输业务，主要是为南侵日军运送军队、武器、弹药和给养，江岸机厂因而也以修理和改装机，客、货车、军用装甲车和装甲巡逻车为主要任务。这时在京汉铁路上运行的机车和客、货车全都是日本人在大连机厂制造的。日本人的火车头系什么米卡多(日本天皇)型.太平洋型等.其结构和性能都要远比法国优越。除了蒸气机车之外,装甲巡逻车又都是使用汽油的内燃机车,有些是用丰田牌汽车改装的,工作量很大。工厂的机构体制和管理方法都是按照战时军事工业的要求做的，各级管理人员除在当地招雇的一些准雇员、雇员外，都是带有军衔的军人。如负责设计工作的日本人轰川善雄(此人直到解放以后才被遣返回国),就是挂的大尉军衔。军事管制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工人没有人身自由，稍不留神，不是挨打，就是被关押，有些甚至被带到宪兵队毒打致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政府派复光宇接管了京汉铁路，改名为平汉区铁路管理局。机务处长刘人璜派潘龙瀛任机厂厂长。江岸机厂的机构体制恢复了原来的形式，即厂长下设工作股、事务股和会计股。其中当时笔者所在的工作股(我于1947年从当时的平汉区铁路管理局机务处调至江岸机厂任工务员，被安排在工作股工作)，主要负责机车车辆改装设计，工艺、设备、动力、生产安排、材料供应、工具管理等;事务股负责文书、总务、人事劳资，会计股负责财务、会计工作，工厂下设翻砂、锻工、机械、木工、车辆、机车、电气等七个工场。每个工场设工场主任1人、工务员1人、监工数人或司事1人，负责工场的生产、管理工作。另外，还有监工、领班负责管理工人，这时由于机厂所修理的机车、车辆都是日本式的，故在工厂的技术、检查部门留用了几名日本人，工厂的工人除日本人绝大部分已遣返回国之外，中国人全部留用，并还陆续地在当地招慕了一批工人，加上复员归来的老工人，工厂职工总人数已达500人，厂内的机器设备都是接收的日本人原来留下的。原先搬出去的机器设备没有搬回，工厂的设备大一点的都铸有“昭和x年制”的字样，可以说，从日军手中接管的江岸机厂，没有一件新的设备是由他们添置的，
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后，铁路运输受一定的影响，江岸机厂的生产长期处在不景气状况，有的车间甚至绝对没活干，这样的情况~直持续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
1949年4月，白崇禧部队在撤离武汉前，组织了“爆破队”，企图把江岸机厂的机器设备炸毁。江岸机厂的工人在我党组织的“护厂队”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1949年5日16日，随着武汉的解放，江岸机厂也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